第三节

跑回学校的时候，我的脸上、手上、身上、脚上全都布满了淡淡的划痕挂伤，可我一点都没觉得疼。因为周末，所以同学们都回去了。在宿舍的澡堂里，我疯狂地向身上倒了一桶又一桶的冷水，直到第二天早上。不到八点，龙叔就来到了宿舍门外，一遍又一遍地叫着我的名字。我没有应他，也不给他开门，只冲他吼了几声：你滚！你不要脸！我恨你！我再也不要见到你！门外一阵悉索的啜泣过后，就长久地归于平静。我打开门，龙叔已不在，窗台上放着一袋米和一些钱，还有满满两瓶腌制的咸肉。

自那以后，龙叔还来过几次，可每次我都不愿见他。龙叔也没说什么，每次来都是将扛来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放到窗檐，雕塑般地矗立几分钟后又默默地回去了。

我跟龙叔的这场持久了一个多月的冷战最终以我的逃学而宣布告终。

这是我第二次来到省城，第一次是我十二岁的时候跟龙叔来的。龙叔带我到省大医院做检查，经过一系列的按压、胸透、X光后，医生说我完全健康，龙叔居然高兴得拉着医生的手臂一个劲地摇晃，拼命地说着谢谢，戴眼镜的医生在松手后脸白了好一阵才回复正常。这一次我是跟刘勇一起来的。刘勇住我隔壁村，大我七八岁，几年前就到这里来淘金了，听说赚了不少钱。他弟弟刘辉跟我同学，也是我最好的朋友。跟龙叔闹翻后，他三番两次地来学校找我，可我真的不想再见到他，于是就想到了逃学。刚巧刘勇过来学校看他弟弟，经过我一番苦求，他终于答应带我去省城赚钱。其时，在我们那里，十五六岁的孩子出去打工屡见不鲜。临走之前，我要刘勇发誓帮我保密，不要对任何人说我的事。

刘勇把我带到一个建筑工地上，对我说这就是他工作的地方。这时我才知道他也不是像家里人说的那样赚大钱，只不过在这里做一个和水泥的小工罢了。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骗大伙，但我没问，我想他应该有不说的理由。刘勇将我介绍给了一个肥头大耳挺着一个皮球肚子的中年人。那个中年人有些轻蔑地扫视我一眼后，就对刘勇说他跟你干吧，二十块每天，说完扔掉抽完的烟头转身走了。于是，我就跟许多进城务工的农民一样，成了城里人口中的“流民”一族。早上五点就要起床，推着锈迹斑斑的斗车和泥、运泥，有时还要卸水泥、搬红砖，中午仅有一个小时的吃饭加休息时间，晚上直到九点才能歇息。那时正值三伏天气，工地上的温度常常高达三十六七。几乎整个夏天，我都是光着膀子开工，身上的皮肤晒成了城里人追求的古铜色。夜里跟刘勇他们一起去沿江免费风光带游览放松，我常常会吸引更多女孩的眼光，害得刘勇老跟我打趣，说我是‘标准情圣’，并要我帮他勾一个女朋友。

就这样，我在省城呆了半年多。工地完成的时候正好是年底，跟老板结了工资后大伙就相继回家过年了。刘勇也不例外，知道我不回去后就自己卷起被服回家了。大年三十那晚，我过得格外冷清。学城里人的习惯，我给自己买了饺子，一个人坐在不到十平的出租房里，我并不觉得饺子像他们说的那样好吃。在我们那里，过年都是吃面条的，一锅热热的面条，上面浮着青绿青绿的白菜，中间窝着几个鸡蛋，一家人围炉而坐，那种滋味甭提有多美妙。这时，门外响起了噼哩啪啦的鞭炮声。我毕竟还是孩子，对于鞭炮的喜爱一直没变。冲出房门，屋外乌蒙一片，空气中漂浮着呛鼻的硝烟。揉了揉眼，我才看清一个年约五六岁的小孩手里捧着一筒烟花，正满心喜悦地叫着在前头给他放礼花的爸爸，爸爸的身后，几个显然已经被点完的空筒散落一地。当引线再次被点燃的时候，爸爸猛地缩回半曲的身子，迅速退到小孩身边，抱起咯咯直笑的小孩，一脸幸福地期待那片刻的灿烂。就在五彩火花绽放的瞬间，两滴盈在眼眶已久的泪水终于不争气地淌下我的面颊。我想起了龙叔，不知道龙叔是否吃过面条，有没有像往常一样也在院子里放着烟花；不知道他的风湿是否发作，有没有人给他捶腿搓脚；不知道他是否在床上放了热水袋，有没有人陪他说话聊天……

初八一过，我就去了邮局，给龙叔汇了二千块钱，自己只留了六百。汇款的时候，我用的是刘勇去年帮我办的假身份证。回到出租房，我就开始收拾东西了，我担心刘勇过来的时候龙叔也会跟来。其实，我早就不恨龙叔了，我只是害怕见到他，也不敢面对他，因为我曾经那么重重地伤过他。我决定去深圳，因为那是刘勇梦寐以求的城市，我也想去闯闯。

深圳，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梦开始的地方。只是，我万万没有想到，我的梦竟然是一场噩梦。